清同治帝和孝哲毅皇后的合葬陵墓
惠陵是清穆宗爱新觉罗·载淳（同治帝）和孝哲毅皇后阿鲁特氏的合葬陵寝，位于景陵东南三公里处的双山峪，载淳在位十三年（1862-1874年），生前一直未建陵寝。死后，于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二月，清廷选择双山峪为万年吉地，二月二十三日确定陵名为惠陵。自光绪元年八月初三动工，至光绪四年九月竣工（1875-1878年），历时三年零一个月，共耗银4359110.89两。承修大臣醇亲王奕譞、左都御史魁龄、户部侍郎荣禄、署理工部侍郎翁同龢等。[1]
惠陵建筑规制依照定陵，除未建神功圣德碑亭和二柱门外，又裁了石像生和接主神道的神路。建筑布局从南往北依次为：五孔拱桥一座、平桥两座、石望柱两根、牌楼门一座、东西下马碑各一座、神道碑亭一座、神厨库一座、井亭一座、三孔拱桥三路、平桥两座、东西朝房各一座、东西值班房各一座、隆恩门一座、东西老燎炉各一座、东西配殿各一座、隆恩殿一座、琉璃花门三座、台石五供一座、方城、明楼、宝城、宝顶各一座，宝顶下为地宫。陵寝***环以砂山。除东西值班房为布瓦盖顶外，其他建筑屋顶均用黄琉璃瓦。[1]
该陵虽是清晚期营建的皇帝陵，但所用木料均为楠梃木，木质坚硬，俗有“铜梁铁柱”之称，因而大木构架保存完好。[1]
惠陵是清穆宗载淳（同治皇帝）的陵寝，位于清东陵境内东南之双山峪，是清代***在东陵兴建的最后一座皇帝陵。
按照封建定制，新君即位后就应相度万年吉地，营建陵寝。但穆宗在13年中未提及此事。穆宗驾崩后，建陵一事才被提到日程上来。
穆宗逝后10天，两宫皇太后颁发懿旨，决定为大行皇帝选吉地建陵。派出的相度大臣都是朝中的亲信重臣，他们在东陵、西陵界内遍行相度，找到了数处备选吉地。经过反复比较，认为在东陵以双山峪最好，西陵则以金龙峪最佳。经两宫皇太后懿旨，最后确定东陵的双山峪为穆宗的万年吉地。任命奕譞、魁龄、荣禄、翁同龢为承修大臣，于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三月十二日午时破土，八月初三日午时动工营建。规制仿定陵。兴工前夕，两宫皇太后降懿旨：“神路及石像生无庸修建。”所以惠陵未建石像生，神路亦不与孝陵相接其余规制均与定陵相同。因穆宗和孝哲皇后梓宫在东陵隆福寺暂安，急待入土为安，所以施工很紧张。光绪四年（1878年）九月惠陵及妃园寝全工告竣，历时3年。惠陵实用银4,359,110.89两，妃园寝用银517,775.428两。
惠陵及妃园寝各建筑的主体架梁及大木构件均使用棪楠木，质地坚硬，十分珍贵。《异物志》载此木“非利钢截不能克”。民间称此木为“铜操、铁操”，所以惠陵亦有“铜梁铁柱”之称。
光绪五年（1879年）三月二十六日，穆宗载淳和孝哲皇后梓宫葬入惠陵地宫。这一天，德宗（光绪皇帝）奉慈安皇太后和慈禧皇太后亲临惠陵参加了葬礼。
这要从徐世昌的发迹谈起。
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，举人徐世昌赴京参加会试，考中进士，随后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。三年考满，得授翰林院编修。
翰林院编修虽然只是个七品京官，却是个很清高、前途极其光明的职务，一般都会外放几次学差，然后提拔重用。徐世昌这期的主考又是光绪皇帝的老师、户部尚书翁同龢，以此有利条件，徐世昌飞黄腾达应该是指日可待。但不知什么原因，徐世昌却一直没有得到重用，他闲居翰林院近十年，没有得到一次外放学差的机会——因为这个缘故，徐世昌被称为翰林院“八黑”之一。
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冬，袁世凯被朝廷派到天津小站训练新军，因为这支部队归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节制，所以被称为北洋新军。袁世凯与徐世昌是结拜兄弟，于是邀请徐来小站帮忙。徐世昌对袁氏的雄才大略颇有信心，两人又是志同道合，所以就接受了袁的邀请。经袁世凯奏请朝廷，徐世昌保留翰林院编修资格，到新建陆军任职。18***年，徐世昌来到小站，担任了北洋新军参谋营务处参赞。
营务处参赞是袁世***明的职务，相当于北洋新军的参谋长。徐世昌是小站群体中资历最深、文化水平最高的人，袁世凯手下包括王士珍、段祺瑞和冯国璋等人都对他十分尊重，他说话还是有一定分量的。后来，袁世凯又给了徐世昌一个“咨谋”的名义，袁不在军中时，其职务由徐世昌代理。也就是说，袁世凯是北洋新军一号首长，徐世昌是二号首长——这样就明确了徐世昌在新军中的地位。
此后，北洋新军的一切事务、大小主意均出自徐世昌之手，徐成了北洋新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北洋悍将段祺瑞、冯国璋、王士珍、曹锟、李纯、张勋、陆建章等人都成为徐世昌直接部下，这也为其日后执掌北洋***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，早在小站练兵时期，徐世昌就有能力调动北洋新军的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
